leyu体育官网入口网页版:文史｜梅贻琦日记中的“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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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所收梅贻琦日记涉及时间从1941年1月到1946年10月，其中除1941年、1943年比较完整外，其余各个年度都有一月乃至数月阙如，其中1942年元月至8月是空缺时间最长的一段。1941年是日本空袭昆明最频繁的时段，这一年日军袭击昆明或重庆的情景在梅贻琦日记当中都有或简或繁的记载。读他的日记，再证之以其他历史文献，或许可以让这段远去的历史重新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抗战初期，云南昆明本是抗战的后方，国外的援助物资经过云南昆明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或抗日前线；当时的日本侵略者不仅企图占领整个中国，还想进军东南亚和南亚，而云南昆明则是一条必经的通道。为了截断国外物资进入中国的运输线和打击中国人抗战信心、摧毁中国人反抗的意志，日军对云南省，特别是昆明市实施了长达多年的狂轰滥炸。

　　当时昆明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昆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编制的《云南防空实录》显示，从1938年到1944年12月的最后一次空袭，日机空袭云南共二百八十一天，五百零八批次。1938年至1939年，日机袭击昆明两次，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十七次，1941年这一个数字达到了三十多次的顶峰。

　　原来云南省政府在昆明市的制高点五华山上修建了一座钢结构的瞭望塔，这座瞭望塔高四十多米。抗战时期，昆明防空网络和警报系统已经比较完备，并且与全国的空袭预警网络联网，昆明市有关部门就赋予了这座瞭望塔以报警的功能。当日机起飞之时，就在塔上悬挂布制的红球一个，是为预行警报；日机进入云南境内，则挂出两个红球，警报器同时长鸣报警，是为空袭警报；敌机接近昆明的时候，则警报连续短鸣，并撤下两红球，是为紧急警报；敌机出境，改悬绿球，警报器同时长鸣数分钟，是为解除警报。

　　最早日机是从武汉起飞轰炸昆明，但是到了1940年10月7日日军占领越南河内，日机从河内起飞，昆明遭受空袭就更加频繁。根据梅贻琦日记记载，1941年的第二天，日机就空袭了昆明，下午一点零五分响起了防空警报，八架日机轰炸了巫家坝和石龙坝，一直到下午四点才解除警报。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1月3日，日机又飞临昆明上空轰炸。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1941年“一月昆明被敌机轰炸六次，二日、三日、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而二十九日为最烈。有警报而敌机未至者三次：六日、七日、十九日。有预报无警报者二次：九日、三十日”。

　　梅贻琦为人谨慎，被人们称之为“寡言君子”，他的日记也同他说话一样，语言很简洁，但是简洁并非贫瘠和干枯。1941年4月10日的日记：“十点余预行警报，午饭后一点半空袭警报……三点二十起始步归，至半途解除矣。”5月11日，“饭前约十二点敌机来，炸市区。后入城，知为近日楼一带及东门外”。从这种简单而平实的叙述中，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体察到作者的一颗并不平静的心。梅贻琦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有警报，但是敌机最终并没有飞临昆明上空。如4月19日“十一点余归家午饭后，警报果来矣。但久待竟无敌机消息”；5月7日“饭后适有警报……敌机久等未来……”这样的文字只是简洁平实地叙述事实，似乎不带任何感彩。有过这种经历的朱自清曾经感慨地说：“警报的力量其实比轰炸大。”有了警报，敌机迟迟不来，让人心神不宁。警报发出，后续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敌机来或不来；来了之后，轰炸或不轰炸；炸弹落在他处，或正好落在自己身边，自己是不是可能因此而丧命。人们担心的就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

　　他在日记中也有对事件比较详细的记载，既记叙了事情发生、发展的过程，也简单地描述了轰炸后的情状。如1月29日：“中午有敌机在市中投弹，西仓坡上下又落一弹，翠湖小学被毁，西仓之米飞散甚多。”在1月31日的日记中，他又补叙前日日军轰炸所造成的灾难：“午前祖彦（其子梅祖彦——引者注）来言，前日所炸区域为城中翠湖附近及福照街文庙街一带及正义路之北段。”4月8日日记载：“敌机二十七架由南而北，炸弹声数批连续过后，而见城中起黑烟二三处。”下午解除警报后，他带着几个小孩到城中察看，日机轰炸后，留下一片凄厉的惨状，“翠湖东南西三面均落弹，一老人在桥边炸死，劝业场及大众电影场炸后延烧一空，武成路关岳庙对面烧数家，民生街炸二三处，光华街炸二三处，正义路马市口南炸……（原文有脱落）”。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的许渊冲这一天的日记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当时的惨烈情景：“敌机二十七架轰炸昆明市区，炸得武成路起了火，烈焰腾腾，到处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梅贻琦作为校长，他属于西南联大；但是作为丈夫、父亲，他还属于他的家庭。梅贻琦日记记载了梅贻琦和家人一块跑警报的情况：1941年1月12日“早八点起后，颇念诸孩在家，不知有警报否”。1月19日“十二点十分将进午饭，忽来警报，与家人出至苏家塘后山坡上……”5月12日“十点一刻警报，与诸孩至尹家大坟疏散”。3月9日“下午一点有警报，因不耐远走，与诸孩即在苏家塘北山坡停歇，幸二点三刻解除”。4月18日，中午有警报传来，下午一点三十分“天忽阴，风雨继至，郊外无处可避，虽携有雨具，竟难遮盖，归途行来鞋裤及长衣之下皆尽湿透矣”。后来回到家里，赶快嘱咐小孩洗脚，换衣裤鞋袜，幸亏无人因此而感冒。

　　在日军的大轰炸中，以梅贻琦为代表的联大人保持了难得的淡定和平静，难怪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来形容梅贻琦。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回忆跑警报的情形说，梅贻琦“从来不跑，神态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别拥挤”。1月5日这一天上午十点三分有警报，将近中午的时候爆炸声响起，连续二十多分钟，数架敌机在空中盘旋良久。《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载，“闻炸弹声、机枪声甚烈”，但是“机去而后进膳”，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有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等人。他们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生活和工作，并未因为日机的袭击而改变自身的生活轨迹。梅贻琦日记记载，1月31日，“炸后市面情形尚都安定，是则较年余以前市民心理已有进步矣”；2月7日，“午前有警报，院中妇孺皆出外疏散，顿觉安静，乃至廊下坐约一时，看书晒太阳”。频繁地跑警报，让昆明市民，让联大师生少了一些恐惧，多的是平静和镇定。他们对所谓空袭已经习以为常，正如汪曾祺在他的《跑警报》中所说的：“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同郑天挺、罗常培一起抵达重庆，他们除了同国民政府商量办学事宜外，还要前往叙永看望西南联大叙永分校（1940年11月成立，1941年8月撤销）的师生，到李庄访问已经迁移到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济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郑天挺、罗常培两位还要在李庄参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重庆在全国的抗战中所处的地位要远高于昆明，所以日军对重庆及周边的轰炸更加频繁。梅贻琦日记5月20日记载，早上八点半“闻已有△挂出，盖表示有敌侦察机来，是较昆明又多一预报之预报矣”。接着日记详细记载，“九点半挂一气球，医院中及市民起始移动”，这是预行警报；“十点两气球，放警报，人民走向防空洞”，这是空袭警报；“十二点十分紧急警报，双球降下，大家入洞……”；“两点零五分双球升起，出洞稍息”；“两点四十五分长响解除”，这是解除警报。重庆警报报告日军轰炸消息的方式和昆明应该是大致相同，至于“又多一预报之预报矣”，其原因可能是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获得日机轰炸的信息更为迅捷，既然已经有这方面的信息，信息提供方就有必要提前昭告民众。

　　从梅贻琦日记中，我们还能够正常的看到，昆明人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般是往郊外疏散，因为昆明的郊外非常空旷，还能够很快找到遮蔽的掩体——寺庙、防空壕穴或简易防空洞。汪曾祺在《跑警报》中回忆：“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样的防空洞顶部不厚实，不坚固，炮弹落在上面，极易被摧毁。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当年跑警报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有关文件都存放在一个简易的防空洞中，由两人值守。有一次他们回来后，发现这座防空洞被炸，文件被毁，两位值守人员也被炸死。

　　重庆是山城，有山就可能有山洞，防空洞多而且大，远比昆明的防空洞坚固，有敌机侵扰，大批民众就躲进山洞。梅贻琦日记有他们多次潜入洞中躲避敌机的记载。6月1日“九点余挂一球矣。约十点半警报，十一点紧急，大家入洞后未五分钟闻炸声，似非甚近……”有的单位，甚至有的家庭也有自己的专用防空洞，在日记中梅贻琦多次提到“中央银行防空洞”，还有“吕家后山洞”等等。6月2日，听到警报后，他们一行都躲进市民医院的防空洞中，“十点十五分起始闻炸声，由远而近，六七声后有大声四五下，紧接至头上一下，空气似由顶上打下，感觉颇奇怪，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等到解除警报出洞一看，有数枚炸弹在洞上和洞炸，其中一枚正中洞上市民医院的大楼，这就无怪乎在洞中的人们惊恐万状了。经历过这次大轰炸的罗常培在《蜀道难》一文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有些后怕，他说：“假如没有四丈厚的石头，假如不是有五个洞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

　　6月5日，梅贻琦一行正在乘船赶赴泸州的途中，晚上八点在离白沙不远的水域就听到了紧急警报，于是行船淹留。当时他们不知道在山城重庆竟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天下午六点十八分，重庆响起了警报声，很多市民蜂拥涌进防空洞躲避。二十四架日机轮番轰炸，时间长达五个小时。山城气温很高，加上防空洞的通风口因敌机轰炸而被堵塞，人们为了呼吸到新鲜空气，争相往出口拥挤，但是出口的大门被宪兵和防护人员紧锁，导致很多人因踩踏而死亡；因为天气炎热，洞内人员拥挤，氧气稀薄，很多人因窒息而死亡，这次惨案史称“六五大隧道惨案”。罗常培在《蜀道难》中记载了当时心有余悸的心情，他说：“昨晚上船以前，舒舍予、孙伏园约我们看川戏；假如船期晚一天，同时还有这个约会，说不定我们已做了窒息鬼了。”

　　梅贻琦一行在重庆会见了国民政府的有关官员之后，就乘船准备前往泸州。6月9日下午四点半到达叙永。6月11日下午三点，叙永有日机飞临的紧急警报。从叙永到李庄，一路也有警报，其中6月20日，梅贻琦一行准备返回泸县，上午十点听到警报声，不久又有紧急警报声传来，他们急忙疏散。6月27日下午三点四十分，他们一行到达李庄。李庄是南溪县（现隶属于宜宾市翠屏区）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处在李庄镇西南约五里处之板栗坳的张家大院，离李庄镇还有十里左右的路程要走。板栗坳地处偏僻，但是也有警报声、飞机轰炸声传来。梅贻琦日记记载，6月29日“十一点半闻炸声，有人谓或系重庆被炸者，未敢置信，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下午他们一行前往李庄，“行未远又闻轰炸声自东方传来，乃在山坡树下稍停。二点一刻进镇，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实为不妥”。李庄距离重庆有二百六十公里之遥，在如此遥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日机轰炸声的巨大回响，正说明日军轰炸规模之大、程度之烈，给山城人民造成的创痛之深！

　　7月5日，梅贻琦一行离开板栗坳，准备前往叙府（今宜宾）。史语所的同仁们送他们到李庄镇。梅贻琦非常感慨，在日记中说：“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下午五点他们到达叙府的合江码头。据罗常培在《蜀道难》中记载，上岸后，他们看到一面“敌机入川”的小黄旗，到目的地不久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叙府的情报台设立在翠屏山（今属宜宾市翠屏区）上，警笛器是一门手摇机，非常简陋，发出的警笛声究竟是长音还是短音，很多时候分不清。挂信号灯笼的木柱一字排开，共有四根，有预行警报，则将信号灯笼挂在第一根木柱上，有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则依次将灯笼挂在第二、三、四根木柱上。简则简矣，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文中，罗常培还记载了一桩轶事，当天信号显示空袭警报后并没有继发紧急警报，基本上也就应该解除警报了。但是到了晚上七点，第三根木柱上居然挂着信号灯笼，这让人们误以为有紧急警报。民众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疏散还是不疏散，颇为狐疑。当看到后来第四根木柱上挂上信号灯笼后，人们才如释重负。

　　7月7日，正是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梅贻琦一行这一天是在警报声中度过的。梅贻琦日记记载：“十点余有警报，未几解除……（晚七点）有预报，返唐家未久，警报鸣矣……十一点一刻始解除……忽又有警号……（第二天凌晨）一点余再解除……”罗常培在《蜀道难》中的记载，呼应了他们在李庄时的相同感受：“八点多，听到两次轰炸的声音，据说这还是从重庆传来的回响，和我们在李庄听到的一样。”在叙府的最后一天，虽然警报声不断，但人还算平安，毕竟头顶上是一片温润如玉的蓝天。

　　7月8日，梅贻琦一行清晨从叙府出发，“趁斜月小风，颇觉爽快”，7月9日到达嘉定（今乐山），访问了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7月17日访问迁移到峨眉山的四川大学。7月27日到达成都。在成都，他们遭遇了日军对成都的极为惨烈的空袭。梅贻琦日记记载，紧急警报后“十分钟而头上飞机慢慢的变多，旋闻炸弹声，乃分入室中卧地上，炸声连续至三分钟左右，最后声益近，其弹落之声嗯嗯亦甚清楚”。对这次遭遇，罗常培在《蜀道难》中有一些描述性的记载：“高射炮声隆隆，投弹声轰轰，几间房子动摇的像地震，屋顶上的瓦和窗子上的玻璃被激荡的上下交响着……”解除警报后，出门看到的“不是栋折榱崩，瓦砾遍地，就是脰断肱飞，血肉模糊”。

　　7月31日，梅贻琦一行乘坐邮车离开成都，中途换乘民船于8月2日到达内江；8月7日早上五点半从内江乘邮车到达青木关，准备尽快赶回重庆。但是从8月8日到8月17日，日军出动一千多架飞机，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狂轰滥炸，轰炸时长达一百五十多个小时。他们只能够在青木关苦撑等待，待日军停止轰炸后再度安排行程。

　　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他们又听到一个令人忧心的消息，梅贻琦日记8月16日记载：“饭后毅生来信，言报载八月十四日联大被炸。”当时日寇出动二十七架飞机，对昆明市内翠湖中路、华山西路、莲花池等处进行了轰炸，死十二人，伤三十一人；西南联大也损失惨重，多处校舍和设施都被炸毁，落在校园空地上的炮弹炸了好几个大坑。据西南联大有关部门后来统计，当时轰炸炸毁房屋六十四间，震坏房屋二百一十间。按照时价，房屋损失达到三十五万元，家具损失十一万元，电料等项损失十五万元。听到这一条消息，大家心里非常着急，坐立不安，尤其是对整个学校负有责任的校长梅贻琦和总务长郑天挺更显得格外焦虑。

　　8月17日，梅贻琦一行返回重庆，下午六点到达两路口中央图书馆；8月23日，梅贻琦行色匆匆，乘飞机返回昆明。在昆明机场下飞机后又听到警报声，他携带行李匆匆忙忙坐汽车回家。在西仓坡，他看到被日机轰炸后的现场，心情非常沉重，以至于“晚睡大床，未得安睡”。8月27日，在才盛巷召开西南联大常委会，有人提议，联大刚刚被日军轰炸，受损设施还没有来得及修复，开学的时间应该推迟。梅贻琦不同意，最后常委会决定尽快筹备，一定如期开学。8月29日，梅贻琦与有关人员商议，准备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向他们报告日军轰的受损情况，并请求拨款九十万元，以维修被损坏的校舍及设备。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也随着中国的抗战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日军不得不收敛其嚣张气焰。因此，1941年年末之后，梅贻琦日记中有关日军轰炸的记载慢慢的变少。据有关文献记载，1942年日军虽然还在袭击云南一些地方，但是并没再次出现在昆明上空；1944年12月21日，日机对昆明机场附近进行了一次轰炸，这是日军对昆明的最后一次轰炸。从此之后，日机的轰炸和昆明民众的“跑警报”成为了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昆明人和西南联大师生的一段泣血的记忆。

　　7月21日，月湖公安分局经细致巡查和精准研判，对辖区内利用酒店房间作为掩护、利用微信“附近的人”招揽嫖客的多个分散卖淫嫖娼活动点进行集中收网打击，一举抓获8名卖淫嫖娼人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人，有效净化辖区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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